我叫曾文，是耒阳市五里牌小学的党支部书记、校长。2024年秋天，我走进这所校园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：“曾校长，你干了快三十年教育，最大的心得是什么？”

我想都没想，说了句大实话：“把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做好，就挺了不起的。”

这话不是谦虚。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——从体校到体工大队，从进修学校到三尺讲台，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——我越来越相信：教育这活儿，不靠喊口号，靠的是凌晨一点的水枪声、校门口喊哑了的嗓子，和老师们受了委屈时那句“别怕，有我”。

体育人身上的那股劲儿

我这个人，骨子里是个练体育的。1989年进衡阳体育运动学校，1993年到长沙市体工大队，整整七年，每天都在跟“坚持”两个字打交道。练到吐、跑到抽筋，教练不让停就不能停。1995年，我进了耒阳教师进修学校，开始琢磨着怎么把体育人的那股劲儿搬到讲台上。

1997年，我第一次站上讲台，是在永济中学。那时候，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体育教会我的，从来不是什么争第一，而是团队、是韧性、是跌倒了爬起来接着干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从蔡子池中学到耒阳三中，从团委书记到工会主席，换了不少岗位，但骨子里那份“干就干到底”的劲头，一点没变。

2021年，我到金杯小学当校长。一进门，就听见有人嘀咕：“这么年轻，怕是来镀金的吧？”我没吭声。我心里想，等着瞧。

凌晨一点的高压水枪

刚到金杯小学那个暑假，校园翻修，到处是灰，地面上一层顽固的污渍，后勤的同事们怎么冲都冲不干净。眼看着要开学了，孩子们第二天就要走进校园。

那天晚上，我联系了环卫清洗车，自己扛起高压水枪，一个人站在操场上开始冲。凌晨一点，四下静悄悄的，只有水枪“嗡嗡”响。水花溅起来，打湿了裤腿，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。我一边冲一边想：明天孩子们走进校门，看到的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地面，不是灰扑扑的工地。一直冲到快天亮，地面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颜色。我直起腰，四周看了看，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

后来有人提起这事儿，我说：“真没啥，就是想让孩子们第一眼喜欢上这个学校。”

那段日子，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每天早中晚，拿个小喇叭站校门口喊。金杯小学门口那条路车多，孩子们的安全我放心不下。“排好队！”“看路！”“慢一点！”喊到嗓子哑了，我就哑着嗓子接着喊。疫情防控最紧张那阵子，我一边输液一边站在校门口，同事们劝我歇着，我说：“我不站这儿，心里不踏实。”

老师们后来都笑我，说我的声音就是学校的“背景音乐”。我想，背景音乐就背景音乐吧，只要孩子们平平安安的，喊破嗓子我也乐意。

给老师当“娘家人”

我常跟老师们说：“你们尽管放手干，出了事我顶着。”

这不是客套话。在金杯小学的时候，有位班主任被家长无理威胁，委屈得直掉眼泪。我第一时间去了她办公室，把门一关，跟她说：“别怕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家长电话转到我这儿，我来接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就是你的后盾。”

还有一回，我在教师群里看见一张照片——一位老师打着伞在办公，“怎么回事？”“头顶的光太刺眼，实在受不了”。我马上在群里回复：“学校出钱，马上解决。”当天下午，我自己从家里拿了窗帘先给装上。后来有老师跟我说：“校长，你连这事儿都管？”我说：“老师连口舒服气都喘不上，怎么安心教学生？”

在五里牌小学，我把这习惯也带过来了。2024年秋天，我们搞“青蓝工程”师徒结对，我让青年教师给老教师敬茶。那个仪式很简单，一杯茶，一个鞠躬，但好多老教师眼眶红了。我说：“青蓝相接，薪火相传。这不是走形式，是一份责任传下去。”

教师节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带着行政班子守在校门口。每个老师进门，我们就递上一束花。我看到一位年轻女老师接过花时愣住了，然后笑得特别好看。那天下班的时候，她跑来跟我说：“校长，我在这儿有家的感觉。”就这一句话，我觉得什么都值了。

我们还给老师们办集体生日会。切蛋糕、做游戏、一起唱生日歌，大家难得放下工作的疲惫。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平时太辛苦了，今天就是要让你们开心。”其实我心里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——你们开心了，孩子们才能开心。

那些需要更多关爱的孩子

当了这么多年校长，我最看不得的事，就是孩子受苦。

五里牌小学有近千名留守儿童，两百多个困难学生。每次翻开学生名册，看到那些家庭情况，我心里都揪得慌。

2025年教师节前，我偶然看到一篇报道，讲的是一位叫萧庄的澳大利亚华侨，他专门给留守儿童办生日会，一做就是很多年。我立刻想办法联系上他，见面那天，我翻开学生名册，一户一户地给他讲孩子的情况。讲着讲着，我声音都有些发哑。

我对萧老说：“能不能从一个小团队开始，让老师们先去家里看看，摸清情况，再想办法。”萧老答应了。那天送他走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亮堂，觉得又给孩子们找到了一条路。

我也在思政课堂上跟孩子们讲：“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。”台下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我知道，他们听懂了。在心理健康活动月，我们设了“心灵树洞”匿名信箱，孩子们可以把心里话写进去。我叮嘱老师们，每封信都要认真看、认真回。因为每一个字背后，都可能是一颗需要被看见的心。

有一次法治讲座后，学校的小记者采访我，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些活动。我说：“我要在你们心里种下种子——法治的种子、安全的种子、自信的种子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发芽的。”

师德藏在哪儿

有人问我，你理解的师德是什么？

我想了想，真不是那些宏大的词。师德就藏在凌晨一点的高压水枪里，藏在喊哑了的“小喇叭”里，藏在给老师装窗帘的那个下午，藏在给学生一个拥抱的那个瞬间。

教育这事儿，说穿了就是一场温暖的修行。你用心对老师，老师就用心对孩子；你用心对孩子，孩子就用心对这个世界。这个过程可能没人给你鼓掌，但一定会有回响。

2024年我调到五里牌小学，一切好像又从头开始了。但我依旧是那个最早到校、最晚离开的人，依旧是那个会蹲下来跟孩子说话、会拍着老师肩膀说“没事”的人。

二十九年前，我从体校出来，浑身是汗、是一股蛮劲。二十九年后的今天，我还是那个站在操场、站在校门口、站在老师和孩子们中间的曾文。

没什么豪言壮语，就是脚踩在地上，一件一件小事地做。

这就是我的师德故事，也是我想一直写下去的故事。

（作者系耒阳市五里牌小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 曾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