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湘江评论》是毛泽东发起主编并主笔的第一份正式报刊。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到同年8月被查封，发行时间不长，但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报刊之一，影响十分深远。《湘江评论》共出版发行5期，包括四号正刊和一号临时增刊，刊发文章83篇。其中，影响最大、反响最强烈的当属毛泽东撰写的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一文。

《湘江评论》两次提及“职业教育”

《湘江评论》曾两次提及职业教育。当时，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在中国刚刚起步。倡导、研究、推行职业教育的机构——中华职业教育社，此时成立仅两年。当时，作为主编的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刊发有关职业教育的评论？这些评论又表达了何种含义？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。

《湘江评论》提及“职业教育”一词，首见于该刊第二号《湘江杂评》栏目的首篇评论，题为《职业教育》，作者署名为“慎厂”，节选如下：

“职业教教”“职业教育”已成我们湖南官僚式而兼八股式教育家的口头禅，他们向来有耳无目，有头无脑。听别人说体育要注重，就加体操钟点，听别人说童子军要组织，就组织童子军。究竟什么是体会？什么是童子军？他们就不管了。近两年来，他们听别人说职业教育好，他们便谈起职业教育来，其实“职业教育”四字，是很“不词”的，教育就是职业，职业就是生活，除职业或生活以外，还有什么教育可谈呢？况且一面既有所谓“职业教育”，他一面必有所谓“非职业教育”；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不适于生活的教育，就是制造游民的一种工具，试问这种工具到底是不是教育？

作者“慎厂”究竟是谁？“职业教教”是何意义？“体会”是否“体育”的误写？我们均不得而知。

《湘江评论》第二次提及“职业教育”，是在该刊第四号上，篇名为《民众的大联合》，这也是该文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分三次连载的最后一部分，节选如下：

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，各种团体，象各学校里的校友会……各种学会，（象强学会，广学会，南学会，尚志学会，中华职业教育社，中华科学社，亚洲文明协会……）各种同业会……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，思想开放的产物，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。上列种种，都很单纯，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“小联合”。

该文中列举的这些学会，走过百年依然生机盎然的仅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家。

《湘江评论》缘何刊登职业教育评论

从《湘江评论》两提“职业教育”可知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关注到“职业教育”，并对“职业教育”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。《职业教育》一文中提出的“不适于生活的教育，就是制造游民的一种工具”的论断，正是对国民党统治初期教育领域的真实写照。当时，青年学生从学校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让人触目惊心，社会上没有一技之长的“高等游民”比比皆是，皆“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”。对这一现象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评价：

中国读书人，顶怕用手，除掉写字和穿衣吃饭上毛厕以外，简直像天没有给他生出两手似的。在糊里糊涂中，把社会分作两下：一是号称士大夫，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；一是劳动者，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。好罢，吾们来矫正一下。要使动手的读书，读书的动手。把读书和做工两下拼起家来。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,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。做工自养，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。（摘自《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）

辛亥革命后，中国民族工业进入“黄金时代”，各类新兴企业纷纷成立，新式机器或新式改良工具得到普遍使用，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大增。然而，当时的学校教育仍普遍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，即便是实业学校，大多一派“顾农无农场也，商无商品也，不过加读农、商业教科书数册”的情形。时任上海德大纱厂经理的穆藕初对此感叹道：“吾国各业之不振，皆由于缺乏适用人才，并缺少独树一帜之人才耳。”为了改变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的现状，以“改良普通教育，为适于职业之准备”为旗帜的职业教育应运而生。但当时，各地在推进职业教育的进程中，往往只注重职业教育形式而忽视职业教育的内涵，生搬硬套的现象十分严重，导致教育与生产劳动依然是“两张皮”，互不相干。《职业教育》一文的重点，正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严厉批判。

《职业教育》一文中提出的“教育就是职业，职业就是生活”的观点，亦是当时文化界和教育界的主流观点。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，早在1915年就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文章，从教育与经济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，对职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阐述：“今之教育，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，不独为俗见所非。亦经世家所不取。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，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。”1917年5月6日，黄炎培联合蔡元培、梁启超、张謇、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、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，以研究、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，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，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职业教育团体。1918年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用“职业学校”命名的学校——中华职业学校。当时，中华职业学校在“本校设立之旨趣”中指出：“同人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，在为学不足以致用。而学生积习尤在轻视劳动而不屑为，致学生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。”这一时期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贤达、文化名流都曾公开发表文章讨论职业教育。

《湘江评论》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刊宗旨，刊登《职业教育》一文也属顺应潮流之举。

此后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华职业学校成为各地办职业学校竞相学习和借鉴的样本，各省教育参观团到上海参观职业学校，回去以后，纷纷委托设计，创办职业学校一时间成为风尚。这正是《职业教育》一文中“他们听别人说职业教育好，他们便谈起职业教育来”的真实写照。

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一文中，毛泽东将中华职业教育社归纳为“很单纯”，相当于“小联合”。从当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的影响来看，他对这一组织显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好感。

后来，毛泽东和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创始人黄炎培成了肝胆相照的好友。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关心、帮助和支持下，成长为致力于祖国独立、民主、富强的进步团体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