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风裹着桂香漫进教室，我握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数轴。绿色漆面上，一道歪歪扭扭的白线蜿蜒铺开，像极了窗外盘绕到云里的山路，那是乡镇孩子每天踏过的路，也是我在这里教数学，总也绕不开的“难题”。

我见过太多孩子把数学作业本折成纸飞机，见过他们盯着“x+y”的眼神，像盯着田埂里滑溜的泥鳅：好奇着，又怕抓不住。直到遇见小伟，我才猛然惊醒：乡镇孩子的数学，从来不该困在四四方方的教室和抽象的公式里，而该长在他们脚下的碎石路、手里的柴禾，以及深邃的眼眸里。

第一次留意小伟，是在“正负数”的课堂上。我举着温度计模型提问，前排孩子抢着喊“冰箱冷冻室是-18℃”“妈妈信用卡欠款是负数”，唯独最后一排的他，脸贴在窗玻璃上，眼神飘向远处的山坳。我走过去时，听见他口袋里传来“沙沙”声，低头便看见他衣襟上的碎草和几粒没抖净的稻壳。

“小伟，你每天走山路上学，就没遇到过能用正负数的事？”我轻轻敲了敲他的桌子。他像受惊的小鹿般猛地抬头，耳尖红得要滴出血，手指紧紧抠着桌沿，半天只憋出一句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课后我翻开他的作业本，最基础的“3-5”算成了“2”，纸页上还印着个浅褐色泥印。

“今天老师跟你走趟山路，顺便问问，后山的酸枣熟了没？”我笑着说，他愣了愣，随即露出腼腆的笑，两颗小虎牙嵌在嘴角，冲淡了课堂上的怯懦。山路比我想象中难走，碎石子硌得鞋底发疼，酸枣树枝不时勾住我的衣角，小伟却走得熟稔，还会顺手帮我拨开挡路的枝条。

走了约莫十分钟，一块刷着白漆的指路碑立在路边：“离镇政府3公里。”我蹲下身，指着碑上的数字问：“咱们现在在这儿，往镇上走1公里，离镇政府还有多远？往你家那边，也就是村里走1公里，又有多远？”

小伟盯着里程碑看了会儿，也蹲下来，用指尖在地上画：“往镇上走，就是3减1，剩2公里……”我从包里掏出提前备好的铅笔和方格纸递给他：“那能不能用正负数表示这两个方向？”他接过纸，粗糙的手指捏着铅笔，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：“往镇上是-1公里，3+（-1）=2公里；往村里是+1公里，3+（+1）=4公里。”

风掠过树梢，把酸枣的酸甜吹进鼻腔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忽然看见他眼里亮起光——那不是教室里灯管的冷白光，是像山顶日出那样，带着暖意、慢慢铺展开的希望。“你看！”我指着远处蜿蜒的山路，“这路就是一条活的数轴，你每走一步，都是在算数学题啊。”小伟攥着铅笔的手紧了紧，赶紧把那张纸小心翼翼折好，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，像是揣着什么稀世的宝贝。

后来再上数学课，小伟总会主动举手。当他在黑板上画出那条“山路数轴”时，阳光斜过窗棂，漫过他专注的侧脸，也悄悄漫进我的心底。我忽然彻悟：教育从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，而是两颗心平等的靠近与唤醒。把抽象的符号化作孩子熟悉的山路、稻穗与指路碑，知识便有了温度，热爱的种子便会在他们心底，悄悄扎下根，慢慢长出芽。

（作者系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中学教师 蒲权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