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3日，国庆假期，“秋老虎”余威烈烈，阳光炙热难耐，好似三伏天杀了个“回马枪”。晚上8时许，我正开车前往高铁耒阳西站接站，突然接到一位退休老领导电话，说是谷经农先生去世了。我心惊肉跳，实在不敢相信，连说几个“不可能”。在反复确认先生因心梗离世以后，我心中只剩“痛惜”二字。

“痛”的是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。先生去年才退休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头浓密的秀发，即使60岁也不改其状：发际如盖，状似篷头；发干蓬松，略有卷曲；发梢黝黑，随意下垂；微胖的脸颊上始终架着一副宽边眼镜，颇显艺术家气质。先生身体向来硬朗，性格开朗，崇尚自然，常夸龟蛇不动活千年，自诩身体从无毛病，几十年未打针吃药。确实，除了书画勤运笔，他没有什么运动方面的爱好；除了爱品茶品石，也不见他有什么养生方面的兴趣；除了对诗画文章评头品足，也不见他有什么争长论短的执念。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、与人为善的文化人，怎么能够毫无征兆、毫无防备地溘然长逝呢？“颜渊命短，绝非凶恶之徒；盗柘年长，岂是良善之辈？”世界如此多的凶神恶煞之徒、伤天害理之辈，为何不见天理昭彰，却偏偏夺走了寄情书画、乐享清福的先生？

“惜”的是“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能自通”。先生一生才情卓著、满腹经纶，生前却少有用武之地，不喜仕途爱艺途。退休之后，先生栖居墨宝斋自娱自乐，本欲沉醉书画浸润石墨，却不幸抛下这未竟之志趣，今后交付谁与共？先生虽出身教坛，育得不少桃李，却在耒阳文化界名头更响。先生爱好广泛，除了文章书画，在印鉴、古玩收藏等方面均有造诣。早年文章颇负盛名，尤其是在报社工作期间，先生扶持提携了不少青年才俊，可惜那时候我并不认识他。直至2005年先生重返教界，回到教育局上班，和我成为同事才有幸结识。近年，先生翰墨、收藏之兴渐起，并乐此不疲，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，慕名结识者络绎不绝。这些年，先生与我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，对我帮助很大。

先生性格豁达，为人洒脱，思想乐观，在为人处事上对我时有开悟启迪之要。2011年，陈烈全同志担纲耒阳教育“掌门”，慧眼独具要创办《耒阳教育》期刊，因先生曾在耒阳报社工作，重任便落到他肩上，我便成了先生的助手，负责具体抓落实。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工作没有那般简单，在没有专项经费开支、没有专业人员做事、没有专门厂家印制的情况下，如何办刊出刊，我一筹莫展。由于先生是老报人，胸有成竹，轻车熟路。他那时告诫我，写文章功底在章法，办刊物功夫在刊外。现在想来，这话还真是这么回事，当年要没有先生的慧眼识人组建编采部、运筹帷幄调度资源，《耒阳教育》纸质期刊不能出五年之久、近30期。那段时间无疑是我工作经历当中最惬意的时候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

先生是我文学创作之旅的“引路人”，在文学创作上对我常有点拨指导之功。我虽然从小喜欢信笔涂鸦、舞文弄墨，但对耒阳文艺界知之甚少。在他的热情加持和有意识举荐下，我先后加入耒阳作协、杂文学会、文联等本地文艺团体，饶有兴趣地参加了一些活动，也认识了一些名家大咖。先生曾多次鼓励我，把自己写的文字整理出来，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书籍。我总感觉自己的文字难登大雅之堂，迟迟没有动作。直到2024年，得知先生即将退休，我开始有点着急，不能再无动于衷，匆匆将自己的东西整理成了一本小说，送他审阅并请其作序。先生很高兴地为我书写序，还很认真地为我确定书名并亲笔题字。有了先生的鼓励，我再不怕贻笑大方，便将拙作《书生意气•人生四部曲》付梓出版。书出后，先生比我还高兴，逢人便予推介。该书已经天津人民出版社修改更名，予以再版。我再次邀请先生题名，先生欣然应之。未曾想成书未出，先生已含笑九泉。待到书成时，我当焚书以祭：

经坛执铎，报苑编章，教途传道，诗书画藏凝绝艺，曾扶我笔启文思，何期六秩匆匆去；

农月怀君，西湖访旧，故迹寻踪，才情志趣暖人心，每念师恩深刻骨，徒令亲朋切切悲。